茧丝绸产业一体化的理论、实践与绩效

黄祖辉1 胡丹婷2
(1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杭州 310029；2浙江理工大学，杭州 310018)

摘 要：本文分析了茧丝绸产业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茧丝绸产业一体化理论，并举例分析其具体实施过程，研究了茧丝绸产业一体化的绩效。
关键词：茧丝绸产业；一体化；理论；实践；绩效

199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茧丝绸协调小组《关于茧丝绸经营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6〕49号），标志着政府推行茧丝绸产业一体化改革全面启动。到2003年，我国主产区80%以上的县均不同程度的实现了一体化改革[1]。温家宝总理曾指示：“茧丝绸行业实行贸工农一体化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明显的，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完善政策，把这件事切实办好” 。为什么茧丝绸产业贸工农一体化“方向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明显的”？本文试图从行业特点出发，利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来说明，并总结茧丝绸产业一体化富有成效的一般做法。
1 茧丝绸产业的基本特点
1.1 茧丝绸产业具有较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茧丝绸业生产对象既是有生命的桑树、家蚕和鲜茧，又有无生命的干茧、生丝、绸缎等。桑树和家蚕都有其自身的生长、发育和繁殖规律，并且依赖于一定的土壤、阳光、热、水分、养分等外界环境。人们从事桑树栽培和家蚕饲养的过程，也是桑树和家蚕的生长、成熟和繁殖的自然过程，两者相互交织，紧密结合，因此决定了蚕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某种程度上要“靠天吃饭”。
“靠天吃饭”即自然风险，主要是指自然因素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包括气候条件、土壤肥力、病虫害等。茧丝绸业的自然风险主要体现在桑树、蚕茧生产中，因自然原因引起的桑叶、蚕茧等产量的波动。蚕茧生产的自然风险较高，一些蚕病可能导致农户、甚至整个养蚕区颗粒无收。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蚕禁忌和养蚕习俗，很多反映了蚕农对自然风险的敬畏心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蚕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是较高的。近代蚕业科学的重要内容是应对蚕业生产的自然风险。随着工业经济的发达，因工业废气、废水污染带来的风险，开始威胁有些主产区的蚕业生产。
市场风险主要是指产品市场价格的不确定，影响茧丝绸产业链各环节的供需平衡，从而带来产业的波动。由于中国丝绸产品80%用于出口，国际市场波动直接反应到国内市场，波及国内生丝、蚕茧等初级产品价格。实证分析表明，国际丝绸市场的持续异常高价会引起国内丝价的高位运行，促使蚕桑生产增加。由于从栽桑直至成园收获需3年时间，因此会引起我国3年后的蚕茧、生丝供应量大增。如果国际市场生丝价格持续几年异常低价位运行，导致国内丝厂大量倒闭、蚕农大量弃桑、毁桑，将会导致若干年后国际市场生丝供应量锐减、丝价暴涨[2]。即存在这样的价格反应链：国际生丝价格上涨，国内生丝价格随之上涨，对蚕茧需求增加，蚕茧价格因此上升；反之，蚕茧价格下跌。同时，由于蚕茧桑生产的季节性（江南5月－9月收获3－5次蚕茧）和周期性（从栽桑至成园收获一般需3年时间），蚕茧生产短期内供给弹性几乎为零，一个生产周期内的供给弹性也很小，存在较大的投机空间，行情波动可能被放大，市场风险大大增加。最为典型的是爆发于1987年秋的“蚕茧大战”。
据《上海丝绸志》记载，1987年国家规定秋茧每担210—220元，在浙江海宁，开秤后的第一天，即爆发了秋茧大战。茧贩子以290元的高价开秤收茧，吸引众多蚕农前往，当天茧价就被抬到300元以上。于是海宁各茧站每担一律提价50元，外加缫丝厂向农民返利。茧价继续被抬高，最高达620元。短短十几天的收购期，贩子的价格翻了一番多，比国家定价高出2倍，其振幅之大可想而知。1994年，国家定价每担650元，统计的实际平均收购价818.84元，而在浙江省“大战”的最高价格达1400元。然而，行情变化后，蚕茧价格一落千丈。1995年，蚕茧价格最低跌至每担200元。1996年，有些地方的蚕农开始挥泪砍桑，一些蚕区因此消失。中国茧丝绸业因“蚕茧大战”遭遇灾难性打击。
以上分析表明，茧丝绸行业面临较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曹利群等（2001）利用1984－1988年的相关数据，通过计算发现，蚕丝业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均在各种农产品中列于首位[3]。
1.2 茧丝绸产业是农工贸、产供销紧密联系的系统
茧丝绸产业链包括农业和工业。农业生产有明显的季节性，而工业生产要求原料源源不断。农业生产是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而工业生产是工厂的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不同的生产特点和不同的生产规模要求，使得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配合不时会出现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蚕茧——既是农产品又是工业原料——的供给与需求上。供需平衡，产业顺利发展，供需不平衡，产业受损，甚至出现毁灭性损害。蚕茧用途的单一性和缫丝原料的唯一性，使得蚕茧的供求平衡对产业的发展有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中国蚕茧的产量约占世界的80%，蚕茧的短缺很少可能由进口弥补；蚕茧由于体积太大，直接出口不经济，况且其他国家的缫丝能力有限，只有少量直接出口。因此，蚕茧的供需平衡基本上必须在国内市场实现。与蚕茧供需不同的是，茧丝绸业最终产品的需求主要来自国际市场，中国丝绸产品80%以上依赖出口。国际市场生丝价格的波动直接反映到国内市场，引起国内蚕茧价格波动，左右蚕茧的供需。蚕茧是用途非常单一的农产品，除了少量拿来做保暖用的丝绵（通常用废茧和下茧做）外，只能用来缫丝织绸。蚕茧的价值体现在最终产品上，最终产品的价值大部分要靠出口来实现。茧丝绸产业对产业链内中间品供需平衡的要求、蚕茧价格受国际生丝行情的影响、蚕茧价值要由最终产品出口来实现的特点，决定了茧丝绸业是农工贸、产供销紧密联系的系统。
茧丝绸业内专家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蚕丝专家费达生积数十年之丰富经验，于1985年3月9日在《经济日报》上发表了论文《建立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在文中她阐述道：“普通所说的蚕丝业实际上包括着：植桑、制种、育蚕、烘茧、缫丝、织绸、印染、剪裁、缝纫直到制成人们直接消费品等一系列的生产活动。其中一环扣一环，形成一个前后环节相互依存的系统。这个系统总的说来可以区划成农业和工业两部分，又由于各环节的分工专业化，节节都能独自经营，它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注入了流通的因素，所以又联上商业。用当前通用的话来说是农、工、商一条龙。各个环节的从业者不仅应关心本环节的事，而且还应当胸中有一条龙的看法，就是我说的桑蚕丝绸的系统观点，以避免各自打算，互相扯皮，影响蚕丝业整体和本环节生产事业的发展。”2
1.3 茧丝绸产业涉及大量的专用性资产
专用性资产是指为支撑某种具体交易而进行的耐久性投资[4]；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前提下，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其他替代用途或是被替代使用者重新调配使用的程度[5]。某项资产能够被重新配置的程度越高，其专用性越小。反之，越大。
在茧丝绸业各生产环节中，有很多资产是专用的，很难用作其他用途，或者用于其他用途时，资产贬值严重。就蚕业生产来说，蚕农掌握的栽桑养蚕知识和技能，为养蚕而开发的桑园、种植的桑树、建设的蚕房等，是专用资产。蚕茧（鲜茧）用途单一、储藏期短（不到7天）、不能长途运输的特点，也使其具备专用资产的特性，即农户生产的蚕茧，只能卖给茧站，无法挪作他用，或挪作他用价值会严重贬损。茧站的投资，如仪器、设备、茧灶等，是专用的。缫丝厂的主要设备——缫丝机，只能用于缫丝，不能用于其他用途，是专用资产；缫丝厂的厂房，可能用于其他用途，但用于其他用途时，其价值会大大折损，即具有很高的资产专用性。
2 茧丝绸产业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
茧丝绸产业贸工农紧密联系、涉及大量专用性资产以及经营风险较大的特点，使得环节内，尤其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衔接部分，采用完全市场化交易是不很合适的，或者说是低效率的。“蚕茧大战”带来的混乱和损害证实了这一点，茅盾小说《春蚕》中蚕农老通宝的遭遇也说明了这一点。
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对于涉及专用性资产的交易，采用市场治理是缺乏效率的。交易者会采取措施保护其交易，例如提供抵押品、费心建立信誉机制或借助第三者来解决纠纷等。当交易频率足够高时，交易者会建立专用的治理结构来保护其交易。如果不确定性程度很大、资产的专用性很高（是一种独特资产），那么，纵向一体化是有效的，企业这种治理结构就会出现。如果不确定性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资产的专用性不是很高，那么，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专用治理结构——长期的双边治理或混合结构就会出现。特许经营、合作经营、相互持股等各种形式的长期缔约都是一种混合结构。茧丝绸产业的一体化其实就是公司与农户之间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机制，它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混合治理结构。
其实，我国的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实践。最早的实践者是费达生。早在1924年，费达生在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组织起21户人家参加的蚕业合作社，推广良蚕种，推行科学养蚕方法。当年蚕茧生产获得丰收，次年合作社扩大至250户。1929年，在蚕业合作社的基础上，费达生组织蚕农入股，争取银行贷款，创建了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开始机械化缫丝，这是我国农民最早经营的制丝工业企业。1930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丝价暴跌，国内不少丝厂纷纷停工或倒闭。而该社却在大风浪中站住了脚，且因成本低、质量好，而生产蒸蒸日上，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由于连年的战火和我国社会体制的大变革，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实践并没有延续下来。但当时的一些做法，为后来的实践提供了借鉴。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改革，可以说是经历“蚕茧大战”，业界通过争论、探索后，找到的实现行业健康发展的途径。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国的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取得了初步成效，也涌现了不少典型，如江苏省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淳安县茧丝绸总公司、广东省始兴县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省名山县三旭茧丝绸有限公司（以下分别称富安公司、淳安公司、金兴公司、三旭公司）等等。这些公司通过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串起了成千上万的农户，形成了一个产业，实现了公司、农户、当地政府“三赢”的良性循环机制，公司真正成为产业的“龙头”、农民致富的“龙头”、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尽管这些公司在具体做法上、甚至在与农户联结关系的名称上有所不同，但从茧丝绸贸工农一体化角度，核心的内容是公司与农户签订购销合同，承诺以保护价或者其他形式 保证农户的收益，并投入资金、技术和管理，与农户结成长期合作关系。
例如，浙江省淳安县茧丝绸总公司2001年与蚕农签订了为期五年的购销合同，公司承诺对签约农户实行保护价，规定方格蔟鲜上茧9.6g干壳量、上车茧率100%，每50kg低于800元时，给予补足到800元进行结算，实行“价高随行就市，价低补偿保护”措施；广东省始兴县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于1997年开始与农户签约，以700元/50kg的保护价收购农户的鲜茧，即承诺当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时，按700元/50kg收购；当市场价格高于保护价时，按市场价收购。就实地调研的情况看，公司制订的保护价，能够保证蚕农获得一定利润，保证亩桑收益不低于亩粮收益 。
公司与农户在签订购销合同的基础上投入生产、进行交易，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随机的、一次性的市场交易，而是一种事先安排的、有计划的、基于共同利益的生产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往往持续很多年。因为不管是工业生产专用资产（如缫丝厂及其设备）的投入还是农业生产专用资产（如桑园、蚕房）的投入，都需要较长时间的生产经营才有利润，而且时间越长获得的利润越多。公司与农户都希望构建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生产合作关系。显然，这种长期生产合作关系也不是企业内部关系，公司并没有雇佣农民，两者是相互独立的经济主体；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交易并不是内部划拨，而是买卖。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这时公司与农户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混合治理结构。
公司承诺保护价（或者以其他形式保证农户收益）和农户承诺交售给公司签约农产品是这个治理结构最重要的内容。从合同角度看，这两个相互的承诺是一个对流条件 。从治理结构角度看，这个对流条件是公司与农户之间专用治理结构得以稳定的基石。因为公司联结农户最基本的目的是来源稳定和质量可靠的原料。只有公司承诺保护价，农户才有可能投入专用资产，生产专用物品；只有双方关系长期稳定，农户才有可能积累生产经验，提高资产质量，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公司的目标才有可能达到。农户联结公司的最基本的目的是产品有销路、投资有回报。在得到公司保护价的承诺下，农户基本上不再承担市场风险，农户销售产品、获得投资回报的目的可以实现。这样，公司与农户通过合作实现了各自的目的，并取得比不合作（纯粹的市场交易）更好的效益。
通过合作，要实现比不合作更好的效益，稳定和巩固合作关系是关键。在公司与农户的合作关系中，公司是核心，因为农户的生产规模很小，往往是一家公司联结千家万户农户。在这种 “一对多”的关系中，公司处于主导地位，合作成功与否，公司是关键的一方。公司如果是短视的、不守信用的、机会主义的（如行情低落时，不能按保护价购买签约农户的产品），合作关系一定是不稳定的、注定是失败的。因为农户没有能力（规模、实力有限）也不可能（太多的人搭便车）建立一套机制来治理公司的行为。公司如果是基于长远利益、信守合同、没有机会主义的动机与行为，它可以建立一套机制来治理农户的行为，预防和制止农户的机会主义，引导、帮助农户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实现“双赢”。
在茧丝绸产业一体化中，成功经营的公司，除了承诺保护价、与农户签约外，还往往投入资金、提供技术服务和构建管理网络，建立与农户生产合作关系的良性循环机制。例如，三旭公司为了促使农户栽桑养蚕，与农户签订“共建协议”，农户提供土地，公司无偿提供种子、肥料、薄膜等搞桑园建设（每亩地约投入300元）。公司需要的1.5万亩桑园规模3年内就达到（这个效果比通过政府发动好很多）。金兴公司为了对蚕农提供技术服务和进行管理，构建了缫丝厂——茧站——技术员——小蚕共育户——大蚕饲养户的技术服务体系。
公司（缫丝厂）在乡镇设茧站，根据茧站收购鲜茧规模配备蚕桑技术员，技术员直接联系小蚕共育户，小蚕共育户联系大蚕饲养户，遇到特殊问题技术员入户辅导。在这个体系中，蚕农的生产技术得以掌握和提高、生产习惯得以形成；一些实用的生产技术，如方格蔟营茧、上蔟期间温湿度控制等得到很好推广。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如蚕病可以及早预防、及时发现、及时治理。这个体系同时也是蚕茧生产质量、数量跟踪体系。公司可以通过这个体系提高蚕茧质量、根据行情掌控蚕茧数量。通过这个体系，公司对农户订种、生产、售茧的情况了如指掌，实现对农户的管理，有效预防和控制蚕农的机会主义倾向。

图1 始兴县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对蚕农的技术服务和管理体系
3 茧丝绸产业一体化的绩效
按照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与交易属性相匹配的治理结构成本最小、效率最高，有效的治理结构辅之以适当的管理措施，组织的运作效率提高，可以使合作双方获得更高效益。前述例子中，公司采用合同与农户构建合作关系，是事前治理——选择合适的治理结构；公司采取系列措施服务、管理农户，是事后治理——保障治理结构的稳定。这样的治理机制是否有效？
从实地调研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治理机制可以实现公司和农户的“双赢”。“双赢”的基础是蚕茧质量的提高。表1是纵向比较，三旭公司通过茧丝绸产业一体化，2004年蚕茧质量大大高于1995年。
表1 三旭公司收购的蚕茧质量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调研笔记——四川省名山县三旭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8月21日
横向比较，表2表明实行茧丝绸产业一体化金兴公司与周边地区相比，蚕茧质量是最好的。表3表明实行茧丝绸产业一体化的淳安公司蚕茧质量各项指标在浙江省名列前茅。由浙江省蚕茧质量第三检定所提供的茧质资料表明，自1999年以来，淳安的蚕茧质量综合指标连续7年据浙江省前列。
表2 金兴公司与周边地区鲜茧质量比较（2004年）

资料来源：调研笔记——广东省始兴县金兴茧丝绸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7月23-25日
表3 2000年淳安县与浙江省春茧质量指标对比

资料来源：杨约生、徐新权，淳安县蚕茧质量优势及主攻方向，《中国蚕业》2002.2
茧丝绸产业一体化，促使蚕茧质量提高，蚕农的收益不断增加，缫丝企业的利润也得到保证。据名山县蚕农郑天雨介绍，他所在的清河村，从1995年到2004年，每张蚕种的单产，由20公斤，提高到平均38公斤，个别农户达到43公斤；栽桑养蚕的收益，由每亩桑园1000元，提高到2500元；由每张蚕种200－300元，提高到570－580元，个别农户达到700元 。据三旭公司介绍，5A级生丝比4A级生丝销售价格高4500元/吨，假定成本相同，相当于利润提高4500元/吨，该公司年生产300吨生丝，总利润可以提高135万元 。如果计算优质茧降低物耗、提高工效的因素，总利润增加更多。同时，优质原料有利于公司创立品牌，在业界建立良好形象。例如，三旭公司的“三旭”、淳安的“千岛湖”富安公司的“富安”牌蚕茧，在业界都小有名气；始兴公司通过茧丝绸产业一体化由只能生产低品位的生丝到可以生产高品位的生丝、直至成为广东丝绸（集团）公司出口生丝的定点采购单位，经济效益稳定提高。
从整个产业看，1996年推进茧丝绸产业一体化以来，尽管国际生丝市场价格仍然三年两头有波动，有些年份波动幅度比较大，国内生丝市场也不平静，例如2006年开春，国内丝价高达36万元/公吨，几个月后回落到20万元/公吨，但蚕茧生产相对平稳，再没有发生“蚕茧大战”，茧丝绸行业健康发展。说明茧丝绸产业一体化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有利的。